冯正虎：法治的叩问：我为何向公安部申请撤销“限制出境”决定？

文 / 冯正虎

2026年3月17日，这本该是我与妻子踏上赴日探亲之旅的平常一天。登机牌已握在手中，行李已托运妥当，然而在海关边检的关口，一道无形的闸门却轰然落下——我被突然告知“限制出境”。

给出的理由令人震惊且深感荒谬：“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。”

没有书面禁令，没有具体事实，没有期限说明。作为一名早已退休、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，我与年迈且健康不佳的妻子就这样被强行留在了国门之内，家庭团聚的计划被迫中断。

公权力在行使时，若失去了事实的依托与程序的正义，便容易沦为恣意的羁绊。为此，我正式向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今天，我选择将这份申辩公开，不仅是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合法权益，更是为了捍卫每一个公民在法治社会中应享有的基本尊严与自由。

一、 “可能危害国家安全”不应是抽象的口袋罪

自2019年起，我与妻子每年都会持多次往返签证，正常往返中日两国探亲。我们的出行轨迹透明、合法，从未受到过任何限制，也从未给国家、社会带来任何危害。

然而，在2026年的这个春天，有关部门却仅仅以一句抽象的“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”，将我阻挡在国门之外。

在现代法治框架下，“国家安全”是一个极其严肃且边界清晰的法律概念，绝非可以随意套用的“口袋”。判断一个公民是否“可能危害国家安全”，必须建立在具体的事实、确凿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之上，而绝不能基于主观的臆测、抽象的猜疑或是某种不可言说的内部指令。

将一个普通退休老人赴日探亲的个人行程，与“危害国家安全”挂钩，既缺乏事实支撑，也违背了常理。这种将“国家安全”泛化、随意化的做法，实质上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消解，也是对行政权力的严重滥用。

二、 程序违法与“无形禁令”的黑箱操作

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此次限制出境决定的程序极度缺失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与相关出入境管理法律明确规定，行政机关作出限制公民权利的决定，必须出具正式的书面文书，说明事实依据、法律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与限制期限。

但在3月17日当天，边检人员仅凭口头告知，拒绝提供任何关于“限制出境”的书面决定书，也未说明这项限制何时解除、需满足何种条件。我所掌握的证据——登机牌、有效的多次往返签证以及被退回的行程记录，只能证明我被拦截的客观结果，却无法触及那张隐藏在幕后的“无形禁令”。

这种不留痕迹、不给文书的“黑箱操作”，直接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与申辩权，使我在寻求法律救济时面临“无靶可打”的困境。公权力决不能如幽灵般运作，阳光下的执法、程序上的正义，是法治社会的底线。

三、 沉重的人道代价与权益侵害

行政权力的每一次任性挥舞，落在一个普通家庭身上，都是难以承受的重压。

我的妻子年事已高，且健康状况不佳。这次探亲之旅，本是为了满足老人多年的心愿与亲情慰藉。因为我被限制出境，无法陪护，妻子也只能被迫放弃行程。这不仅让我们承受了机票、住宿等直接的经济损失，更给老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。

大国之治，首在安民。中日关系的大气候固然复杂，但普通百姓的正常往来、探亲访友的微观诉求，理应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。相关部门的轻率决定，彻底打破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平静，其造成的人道伤害令人痛心。

四、 我的法律诉求

基于上述事实与法理，我向公安部正式提出以下行政复议请求：

1.立即撤销相关部门于2026年3月17日对我作出的“限制出境”决定；

2.立即中止该违法决定的执行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与正常出入境权利，以防止对我及家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可挽回的进一步损害；

3.责令被申请人提交作出该限制决定的全部事实依据、法律依据及相关文书记录，接受法律与公众的审查。

结语

法治的真谛，在于以确定的规则约束权力，以正当的程序保障权利。

我提交这份行政复议，不仅是向公安部寻求一个公道，更是向法治常识进行一次叩问。我坚信，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剥夺公民正当合法的基本人权。

我期待复议机关能够秉持客观、公正、依法的原则，审视这起充满瑕疵的行政行为，纠正错误，还我公道，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法律的温度与法治的力量。